3月8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此次綱要草案明確提出，將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并將研究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在此基礎上，綱要草案提出，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

這意味著，城鄉差距、區域發展與富裕程度指標均位于全國前列的浙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先行探索機遇。綱要草案更將支持該示范區與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并列，作為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新一輪升級在浙江早有“蛛絲馬跡”。

在今年1月舉行的浙江“兩會”上，省長鄭柵潔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十三五”時期，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7倍縮小至1.96倍，未來五年，浙江將率先突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率先走出促進浙江全省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浙江農村有多“富”？

春節前夕，“浙江的農村能有多豪華”突然登上微博熱搜。

圖片來源：微博截圖

在一則轉發評論直逼十萬的微博中，浙江鄉村呈現出與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景象：數層高的小洋樓沿街坐落，個個自帶庭院，中西混搭的裝修風格極盡“奢華”，就連路邊的公共廁所也被統一成類似風格。

在“浙江的農村真的讓我傻眼”的感嘆下，卻引來“這很奇怪嗎？”“這不是十年前的標配嗎”等一連串反問。在一眾“凡學”評論和曬圖中，有人“卑微”地發現，“只有我是鄉巴佬”。

最新數據顯示，在全國31個省份中，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3位、省（區）第1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2位、省（區）第1位。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分別連續第20和第36年位列全國各省區首位。

具體到城市，根據2019年數據，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嘉興，達到37413元。放在全國來看，在31個省份中，該水平超過17個省、市、自治區同年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即便在整個長三角，嘉興、舟山、寧波、杭州、紹興五座浙江城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攬前五，不僅超過蘇州、常州等同樣以村鎮經濟聞名的城市，就連上海也難望其項背。

富裕的農村甚至讓不少浙江城市出現“強枝弱干”形態。典型的如溫州，三個下轄縣（市）多年位居全國百強縣行列，但城區人口等指標排名遠低于全市經濟表現。提升中心城市帶動力的目標，更被多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

浙江也是城鄉居民收入比較低的省份。2020年，浙江1.96的水平僅高于天津、黑龍江兩地，遠低于江蘇、廣東等發達省份。

但僅僅是“富”，還不足以形容浙江農村。種種跡象表明，它們不僅“藏富于民”，還“用富于民”，公共服務水平直逼城鎮。

如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郁建興列舉，2001年，浙江率先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浙江率先建立城鄉一體化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率先實現基本養老金制度全覆蓋和人員全覆蓋；2018年，浙江又在全國率先實現低保標準城鄉一體化。數據顯示，浙江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居全國之首。

鄉鎮企業帶動經濟崛起

外界普遍認為，浙江農村的發展，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村鎮工業爆發期。

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從學習“隔壁鄰居”江蘇開始的。江蘇鄉鎮企業發展早浙江10年，1987年，浙江省鄉鎮企業總產值僅占江蘇1/2。

但很快，浙江便迎頭趕上。到1998年，浙江鄉鎮企業產值、銷售收入、利稅總額等重要經濟指標均已超過江蘇，躍居全國首位。

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被視為浙江的“制勝法寶”。1979年，第一個正式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在溫州誕生。“千家萬戶搞家庭工業”，區域塊狀經濟迅速成長，涌現出以特色經濟為單元的專業化生產方式和專業市場。

溫州甌海眼鏡小鎮 圖片來源：溫州發布

在《尋路中國》一書中，美國記者何偉記錄了這樣一段：

一個叫作永康的地方生產的各類衡器占中國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個地區，崧廈年產雨傘三億五千萬把。分水專門制筆，上官專門生產乒乓球拍。大唐的襪子產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領帶產自一個叫作嵊州的地方。

市場的作用不止于生產經營方式，更在于轉變當地發展理念。市場化思維意味著，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還要有敏銳嗅覺和長遠眼光。

2002年，位于湖州德清的莫干山鎮掀起一輪民宿行業發展浪潮。那一年，年久失修的頤園在翻修后重新開張，被外界視作中國現代意義的第一家民宿。此后，越來越多的民宿從業者開始對莫干山展開改造，并為如今四處開花的鄉村民宿“打樣”，“最成功的鄉村改造案例”之名不脛而走。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顧益康認為，鄉村新型服務業將成為農民第二次創業致富的大紅利，影響力將不亞于當年鄉村工業的崛起。在他看來，鄉村工業是浙江農民收入領先全國的重要原因，如今，要把握住第二次機會，激發農民增收內生動力、探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全新路徑。

過去“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再次在浙江重演。在電商經濟的發展浪潮下，“農村電商”再次從浙江起步，向全國各地蔓延。據2019年阿里巴巴發布的《中國淘寶村十年報告》，浙江共有1573個淘寶村，數量排名全國第一。

未來如何 “切好蛋糕”？

盡管如此，比較2000年與2019年浙江11個地級市農村人口數據可以發現，僅杭州和寧波在常住人口大幅增長情況下實現農村人口增長，除舟山外的其他8個城市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而在另一經濟大省廣東，除位于珠三角的廣州、珠海兩市外，非珠區域農村人口仍在增長。其中，粵西的湛江、茂名，粵東的汕尾、汕頭和粵北的云浮分別是各自區域的增長“代表”。

對比兩省城鄉差距，去年廣東城鄉居民收入比高達2.5，在東部沿海省份中排名居首。

換句話說，浙江城鄉差距縮小與區域人口變化之間，似乎更符合“動態均衡”。

圖片來源：攝圖網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曾在多個場合強調一個觀點：

“人們往往混淆了平衡和均勻這兩個概念，真正的均衡發展是人均指標。如果一個區域具有發展規模經濟的效益，那么可以通過發展GDP、增加總量來提高人均值，但如果區域產業結構受制于某種核心投入品的數量，GDP總量發展較慢，要提高人均的話就要依靠減少人口。”

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地理條件先天決定了區域差異的存在。比較2009～2019年間的人口變化情況，位于山區的衢州和麗水兩市常住人口均出現負增長。與此相對的是，杭州人口增量長年位居全國前列，成為引才大市。

從政策層面上，一種“地盡其能”的發展策略正在推開。

不久前，浙江實施近20年的“山海協作”戰略升級，出臺《關于進一步支持山海協作“飛地”高質量建設與發展的實施意見》。與一般理解不同，其“飛地經濟”的“飛入地”是更為發達的一方——該意見明確，“飛地”建設用地指標由“飛出地”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予以保障。

胡祖才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邁出堅實步伐”的目標，意味著在“做大蛋糕”的同時要“切好蛋糕”。與深圳、浦東兩市“做大蛋糕”的使命相比，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區”顯然更具有“切好蛋糕”的意義。